扶与不扶——如何重塑败坏了的道德

 
 
写在最前：关于标题，我很希望这个问题，是个设问，能够给出问题的答案。然而，悲催的是，个人没有办法，这篇文字，只能将这个问题抛出，算作是对未来，我们民族道德的一种期望吧。

老人摔倒，从道义来说，即使没有绝对的义务，过往之人，应当进行救助，应当将老人扶起，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可被的是，今下，风气变了。

这种歪风，原始的根基，可以推演到描写乔安山先生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电影中，塑造了老人被撞倒，救人的乔安山被诬蔑的情节。当时，绝大多数人，是明事理，是善良的，甚至，电影的情节中，还给了当事人一个清白。可惜的是，电影中，并未描写法律对进行敲诈诬陷的犯罪嫌疑人的处理，甚至没有正式道歉之类的行为。全国热播的电影，以这种轻松娱乐的形式，在人们心中，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种下了第一个邪恶的妖孽之种。

进而，南京彭宇案，当事法官王浩先生一句“你不误伤她，就不会送她上医院”的判决，将国法疑罪从无之原则，蔑之如茅厕之弃纸。网络哗然，民众心寒。

就案件本身，彭宇先生究竟有没有撞人，这个笔者无从得知。不好妄下结论。但事实是，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从原则来讲，国法的原则，疑罪从无，彭宇先生本身不应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而从人情角度讲，这里要插入一个例子，一个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民族的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一名女子摔伤，一过路男子将其洗劫。而后，该男子良心发现，报警离开。后来，警方通过事发当地的摄像头，抓获了该名男子。但最终，法庭宣布男子无罪。法官判决书上讲述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物不值一提。虽然单纯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天法庭不仅仅是单纯地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是对救死扶伤的鼓励，是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促进传承”。相比之下。彭宇案中当事法官王浩先生的做法，足以令我们民族汗颜。

可以说，彭宇案的混账判决方式，使得妖孽完全展露出了至我们民族道德于死地的霸主形态。

最终，悲哀发生。

《中国新闻网》2015年9月6日报道，《真实版“扶不扶”上演 老人被路面积水淹死》。至此，妖孽开始为祸人间。

毕竟，从善，不是每个人的绝对义务。但冷漠，绝对是社会良心的悲哀。

这里，我们甚至无法对冷漠进行原则上的批评。毕竟，即使拥有了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即使有着强烈的善恶是非的观点。人，毕竟是生存者尘世间的生物。这里，笔者不否认高尚到能够放弃一定的客观需求的人士的存在，但这种自我牺牲的风险精神，显然无法成为社会道德的基本风范。对于绝大多数的一般人来讲，面对危险的自我保护，才是最为根本的。

从国法角度讲，面对绝对陌生的路人，无作为，不构成任何形式的犯罪。而依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善举（或者是无法证明，莫须有的恶行）却会被某些法官判以法律的制裁。

于是，面对如此事件，社会从善的根本信心在已经被打击的荡然无存的前提下，民众选择默然，以自保的态度造成生命流失、名族道德瓦解的悲剧，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能，网上已经有了一些言论（正统的，还是传闻，尚且无法定论）。但现状是，已经发生了足以对我们民族良知认识的扭曲。既然徐寿兰（彭宇案的所谓“受害者”，原告）能够将彭宇先生告诸法庭，既然南京的王浩法官能够违背国法基本原则作出宣判。那么，在其他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过往人员，完全有理由，也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倒下的老人，不是徐寿兰，是不是王寿兰、李寿兰？事发当地的法官，不是王浩，会不会是张浩、赵浩？

回想当年，1993年，解放军战士徐洪刚客车中挺身而出，勇斗歹徒而负伤。社会中，能够对同车乘客的默然进行谴责（虽未到讨伐的地步），却没有人提出，解放军的义务和负责当地治安的民警的责任。

而今，网络中，翻出的徐洪刚先生的照片来看，当年的英雄已显发福。而今的社会道德，则已被彻底的扭曲。

回望历史，商君变法，为了竖起政府在百姓心中的信心，可用移木赏金之法。而今，现代社会，我们败坏了道德，还能够再通过某些“移木”之法，来进行重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