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作品中是否带有“虚无主义”倾向？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一篇典型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学”，是在毛泽东死后、怀仁堂“事变”后兴起的，无论内容如何，总的特征，就是褒邓贬毛，用于否定文革，相应的，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是完全反过来的，文艺始终是武器。
 
古今中外，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两极分化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文化大革命完全颠倒了这一切，所以它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掀起文革，就是要反对好逸恶劳，反对两极分化，提倡艰苦奋斗，提倡平等均分，所以当权派要被打倒，所以知青要去下乡。
 
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必然造成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文化是一切生产资料的信息，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以自古以来，只有有钱人才能读得起书，读得起书的人会更有钱，穷人读不起书，读不起书的人会更穷。在古时候，即便是永远中不了举的秀才，每年国家都会给补贴——因为掌握文化的人，这个阶层，永远不会回到农村去，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撤点并校，学校越来越少，农村的学生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差，优秀的人才永远会去大城市，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教室，不是在县重点，就是在省重点，要么，就在北上广。留下来的，都是被筛选下来的平庸之人，他们自然是没有掌握文化的人，也不会成为知识青年，而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时代会被刻意消除两极分化，下放到农村。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知识青年”看不上电影，也看不上电视，也不能“啥时想吃肉，就吃？”“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也意味着破老汉的儿子看不起病，破老汉自己娶不到老婆，山村里的瞎子只有弹断一千根琴弦也许才能看见光明——因为培养医生、建立医院，建立现代化的市政服务，花费的金钱和资源，永远不是农村可以负担得起的，只有城里人才能负担这些。而农村，只能面对着无尽的贫穷、病痛，命似琴弦易断，让牛不老替老牛，一代一代地换下去，这是毅种循环。

背着蓝书包的北京人史铁生，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突然发现自己背成了紫书包，甚至周围的人连书包也背不上。
 
当自己也到了紫书包的位置，史铁生突然明白了背紫书包的小孩，看着背蓝书包的小孩时候的目光，那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农民一成不变的命运和渴望，当史铁生发觉自己所处的阶级下降的时候，这是一种何等的绝望？
 
所以他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写到：

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老红了⑿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⒀！”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和尚被烧了庙，阿訇都得养猪，什么牛鬼蛇神、封建迷信都要被砸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前所未有，可是迷信活动怎么可能在那个时代死灰复燃呢？ 我不是文艺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简直是一派胡言！历史永远都是草蛇灰线，要想知道真相，必须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阶级的差异，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其实非常明显：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这差异存于他的心中，《我与地坛》中，他抒发了这样的感慨：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史铁生的绝望从何而来呢？他顺从了命运的苦难，甘愿做被屠宰的羔羊，只是自己在羊群中瑟瑟发抖，乞求着自己不要成为充任苦难的角色——他只有听凭偶然，因为他放弃了抗争。
 
自古以来的文人，并不全都是这样，杜甫被称为“诗圣”，不是一件偶然和过誉的事情，杜甫要和史铁生分高下，只需要看他的诗句即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你能从史铁生和杜甫的文字中都看到痛苦，但是在杜甫的文字中你看不到绝望，悲悯不是哭哭啼啼的顾影自怜，而是对山河苍生仁爱。
 一个人最大的绝望，就是不再愿意奋斗，这也使人失去了承载困苦的能力，这就是史铁生文章中那股子颓废的来源，他的文字是很好的，功力也很深厚，只是精神却不太好。
 
史铁生的父母是国家干部，在60年代就能上清华附中，历史的回忆，需要我们仔细阅读。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为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领导给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接着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在这些以出身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以解放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圈子。我和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办了一份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忠钰、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如果说清华园的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娄”事件，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万邦儒校长把娄某（平民子弟）由于打饭争吵对熊某（高干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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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中他备受摧残但顽强不倒，或许因为批斗他的都是他精心培育的学子。但那个万邦儒时代留给清华附中人的印记却是终生的。他是当年清华附中教学改革的绝对权威和全体师生的偶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正是他提倡的精英竞争和对干部子弟的纵容滋生了红卫兵。

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郑光召、陶正、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不知他能否听到他以往得意门生的扪心自责：“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含蓄的集体忏悔。”
                                   
 
                                   ——“文革”前夕清华附中：空前绝后的精英教育

能够看到虚无主义，或者说能看到史铁生作品中也许有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题主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