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最具争议的内容是什么？

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一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二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变法。不，他们不害怕变法，也不害怕不变法，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变法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三
　　市易法
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但这样一来，所谓“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除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自古以来的改革都少不了三种势力的参与：君权、相权、民权，在皇帝不是白痴老百姓不是傻子的前提下，改革通常改的是“相权”这部分，也就是官员阶级，这个阶级所占有的非正常渠道的资源比重是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皇帝自己不需要钱，全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要什么都有；老百姓有饱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工作干就很满足了，再苦再累最终也就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么交上去的税都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进了国库，另一部分被各级官员用各种手段贪污了，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仍然在延续着~~
 
相权势力会经常给皇帝灌输“您是要跟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老百姓共治天下”的迷魂汤，这话从字面意思上说倒也没错，但是皇帝不需要往家拿点什么东西，大臣们需要啊，没钱谁给你跑腿办事？就指着那点俸禄？老婆孩子衙役们全得饿死......
 
扯远了，直奔主题，宋神宗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进取型年轻皇帝，他做梦都想收复河湟失地，可当时文官群体没有一个是主战派，他们但凡发现皇帝对西夏有点想法的时候，一个个真是以死相逼的态度进谏，宁死不战，宋神宗只好把这个愿望压在心底，直到遇见了王安石，王安石提出变法的根本目的是：用最快的速度筹集军费，这跟宋神宗的夙愿是一拍即合，一石三鸟，这俩人的小秘密是哪个大臣都不知道的事，这要是提前外泄，相权势力非得爆炸，整个官场都难免有一次海啸级别的大震动，让皇帝也难做，不得不说宋神宗时代的文官简直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软骨头到极致的汉奸，生怕惹恼了外族，毁了他们荣华富贵的生活......
 
之后，宋神宗五路伐西夏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一个高遵裕就能坏了所有的事，让志在必得的宋神宗深受打击，开始自我怀疑和自我折磨，也就有了后来王安石的两次罢官，宋神宗也因此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最后郁郁而终，他的儿子宋哲宗也是一位激进派皇帝，本应沿着宋神宗和王安石铺好的路做出一番事业，奈何竟然英年早逝......
 
王安石变法的故事让我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
你是好人，你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你想做一件对大家都好的事情，但就是有人横扒拉竖挡，让你做不成~~

楼上的仁兄回答的很详尽了，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弱点，
是过于激进。没有团结一些立场比较中立的保守派。
促成对抗力量的不断扩大。也因此在变法实行后过于重视政治斗争。

所以我们老师面对本朝的反腐改革，也教导我们，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王安石变法最具争议的内容是什么？
 
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只是对如何分配有争议。
 
引申开来就是盐铁论，儒法之争。
 
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
 
就是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
 
是权贵与国家之争。
 
就是商官之争。
 
秩序与财富之争。

人类社会归根结蒂都是人压迫人的制度，究其所以还是资源稀缺和分布的不均匀导致的。这叫政治。
（上面这句话，你信不信不重要，但一定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