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加害者”形象可以是非人吗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因此，它又被称为人质情结。值得注意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除了加害者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显然，狭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加害者不可以是非人，也就是说其只存在于“绑匪-人质”这种境况之中，但这种境况出现较少，我们更多的讨论的是一种广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广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我们往往更关心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而忽略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身份特征。此时加害者就可以是组织，甚至国家等非人形象，同理被害者也可以是。例如，封建专制主义中的国家又何尝不是加害者呢，它们的目的无一不是在培养顺民。
 
然而，究其根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过是一种防御机制罢了。一种角色认同的防御机制，即一个人了解了角色期望之后就有一个对角色规范的接受程度问题，也即他是否愿意按照角色规范去做，若一个人接受角色规范的要求、愿意履行角色规范的状况则称为角色认同。在防御机制中，我们忽略对象而重视心理的变化，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紧张焦虑、尴尬、罪恶感等心理，有意无意间使用各种心理上的调整，因此，凡是对我们正常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的，都可以视为是引起防御机制的根源，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加害者恰恰扮演着这一角色，他的形象应该是对被害者造成严重威胁，并封锁和禁锢被害者的信息和自由，但却能在恰当的时刻给予被害者相应的恩惠。

另外，广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去个体化、合理化、刻奇等经常混淆，个人认为，当我们讨论广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时，更应去讨论其背后的这种防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