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处理“违法行为产生了正面效果”这类型事件的引导方向如何？

谢邀。
 
这种情况，虽然概率并不大，但因为社会中，人类个体很多，基数很大，还是很有一些案例的。
比如，故意杀人，却杀掉了另一个（甚至多个）杀人犯……
 
但即使如此，法律的判刑，也是针对案发事件，进行单独处理的。这一点，是原则。
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当事人的动机。
即，如果当事人（要实施杀人的人），知道对方（被杀的，已经杀过人的杀人犯）的行为，存在危害性，在这种情况下，其杀掉对方的行为，会考虑出发点。
 
这种原则，现代社会法律体系，基本都是这样的。
 
再多说个网上听来的例子，个人没有考证过，当做是个能够说明原则的实例吧。
传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哈佛牧师自己建造的那个，有个规定，里面的图书禁止外带，否则开除。一个学生违反了这个规定，但因为失火，图书馆被焚毁，这位学生私自带出的书，成了哈佛牧师留在世上的only one了。这位学生最终交出了书，受到了表彰，但被开除了。
 
法律的作用，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
其作用的最直接对象，是行为人，是行为人的行为。
行为人造成的结果，会作为一定的参考依据。比如是否造成重大事故，是否情节严重等，这回影响到量刑等级，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量”。
但最重要的“质”，却是由行为人的行为决定的。

从违法的结果来说，在中国，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一个定刑的参考因素。所以，产生正面效果至少可以避免额外加罚，是不是会有降低惩罚强度的效果，我个人不太确定。所以经常看到一些重罚的会说：“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之类的。
 
从作案动机来说，中国往往也会是参考因素，经常可以看到轻判的会有“主观意识上xxx”，也就是说，应该是会有影响的。
 
中国的很多法律规定都有类似于“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判罚五至十年”这样的规定，也就是说要“酌情处理”。有一些还会补充一句：“情节贴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判处xxx”。因此动机，手段以及结果是会一定程度影响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判罚的。所以这么看来的话，“违法行为产生了正面效果”这类型事件，主要看违法造成正面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主观上是为了行善的，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来看，可能是会影响判罚的。但是你纯属凑巧造成正面效果就可能不会有减轻处罚的效果。
 
所以，理论上讲，动机和后果在中国都是会影响判罚的。这么做的好处是，告诫大家不要蓄意作恶，如果已经违法，适时收手，不要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坏处就是，操作空间太大，有时候判罚会引发争议。因为，情节恶不恶劣跟后果严不严重的判断标准会比较难以达成共识。比如说，贪污和偷窃，有人认为贪污比偷窃更恶劣更严重，因为会有许多隐性的成本。也有人认为，贪污是双方意愿的共同体现，偷窃行为是单方意志的体现，所以偷窃更恶劣。
 
总结一下，虽然说违法本身就是违法，和是否产生正面效果不相关。但是，由于法制建设不完善的缘故，同样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交通事故逃逸，事故的严重性对判罚是有影响的。“男子杀人只因妻子被强奸”这种蓄意杀人和因为贪财蓄意杀人，也会有很大几率导致判罚结果有差异。判罚依据往往是“对社会造成影响特别恶劣”等由于动机引发的其他影响。相对应的，一个没有法律常识的人出于正义的目的杀人，比如说，为了保护同村居民先发制人杀了一个逃窜的杀人犯。可能就会获得相应的最轻的判罚。但是违法行为依旧会被严肃处理。
 
 
相关解释：除了结果导致的正义本身之外，在中国民意影响判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算理论上“正面效果”不会影响判罚，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正面效果”带来的民意也可能会影响判罚。对于这个现象，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应该要杜绝民意干扰司法，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在各方面给出合理性解释。附一些相关资料可供参考，顺便引用一些主要观点。

康琳俊. (2012). 量刑中民意纳入机制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西南政法大学).

第二部分，为何量刑中应该纳入民意，即量刑中纳入民意的正当性。任何要求不是民众提出，我们的司法就必须满足的。在我国这个日渐成熟的法治国家中，只有真 正符合法治理念、有助于法治进程的要求才能逐步地得到满足。首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持是量刑中纳入民意的前提，其次，专家学者们在理论上的积极响应是 其支撑点，最后，现实需要是量刑中吸纳民意的出发点和归宿。

 
莫德明. (2012). 民意与量刑. (Doctoral dissertation, 西南政法大学).

第二部分，辩证地分析了民意对量刑的影响。首先是民意对量刑的正面影响，包括：民意可以监督制约法官，确保法官认真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民意因蕴含着公众 的情感诉求、贴近生活、承载着传统道德，因此可以提高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最后民意可提高量刑结果的合理性。其次是民意对量刑的负面影响，包括：导致量刑 道德化、司法误判、刑罚过重以及轻视程序。

第三部分，论述了民意影响量刑的理论与现实根据。首先，法律的伦理基础要求法官在量刑时应考虑民意；第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法官在量刑时应考虑民意；第 三，我国刑法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要求法官在量刑时应考虑民意；第四，我国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要求法官在量刑时应考虑民意；第五，分析了民意对量刑产生负 面影响主要是因为我国缺少正当的程序来吸收、引导民意。  

  
徐德华. (2009). 犯罪结果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西南政法大学). 

第五章对犯罪结果与罪数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罪数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好几种学说的争论,本文认为,各种判断罪数的标准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统一关系,只是它们各自判断罪数的角度不同而已。

 
王希. (2007). 道德量刑与法律的非社会化——从法律社会学视角看道德量刑. 江苏开放大学学报(04), 80-82.

从法律社会学视角来看,道德量刑在执行过程中将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且会大量增加法律判罚中的社会因素,造成法律歧视,不利于法律判罚的公正性。所以,道德调查不应纳入量刑参考体系。 

 

这不过是媒体等的吸引眼球的方式。我写个生猛的新闻标题，关注度一下高了，又不需要在原有资料上增加多少成本，普通民众又特别爱看，何乐不为。

但是，违法就是违法，犯罪了就是承担后果。

这是常识啊！
这是常识啊！
这是常识啊！

（容我学学他们的说话方式
杀人就是杀人，强奸就是强奸，一件事一件事理清楚。
不过鉴于我们的司法制度不够完善，执法人员职业素养不高，执法效率低下，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形成了一种“私刑”风气浓厚的氛围。
所以要减少这种靠文字游戏来骗去民众同理心的故事，大概是要加强完善法律建设，提高执法人员职业素养，提高执行效率和宣传普法工作。（好像一句口号）
任重而道远啊！